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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拯救抑郁症少年:“生病的孩子,首先有个生病的家”,青少年抗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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拯救抑郁症少年:“生病的孩子,首先有个生病的家”,青少年抗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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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6期,原文标题《拯救抑郁少年:陪伴与疗愈》

文/黄子懿


抑郁症已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,青少年发病人数和发病率都在增加

青春暂停键

48岁的李玥一度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强大的女人。

她来自重庆县城,勤快能干,在当地社区工作,兼开一个茶楼,年收入可观。老公在县里最好的中学当老师,工资上交,家事由她。儿子杨玉明成绩优异,中考前即被重庆某国家重点中学录取,全校只有三个名额。

“我那时真觉得他一只脚都踏进好大学了。”那时的李玥干劲满满,早出晚归打理生意,为儿子铺路。每次考试,儿子都会带来好消息。但某天,儿子从市区打来电话:“妈妈,我肚子疼。”

2014年上高一后,儿子始感腹部胀痛,睡眠不好。李玥带他检查,确诊为中度焦虑,后发展为重度抑郁。当初儿子来电时,她还觉得这是“瞎折腾”,从未想过那个电话成了她生活的转折点。如今,儿子因抑郁症已休学两年。

在这个青少年抑郁症疗愈的亲子营现场,很难不注意到李玥。她身材不高,憔悴的面容中略带笑意,在现场来回奔走,负责登记家庭信息,安排一对一咨询。不时会听见她吆喝着:“××号家庭,到你们了。”亲子营负责人张进说,她很能干。

张进曾是媒体人,2011年罹患抑郁症后,生活重心发生转向。在一年治疗康复后,他写了抑郁症诊治的书《渡过》,并开办公众号进行科普。几年来,聚集了一批读者和患者的“渡过”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抑郁症社群。

一位社群元老说,因为青少年抑郁症的高发,社群里的家长人数这两年增长“几乎是爆发式的”。“渡过”社群包含读书、写作、跑步等一共29个微信线上群,家属板块共9个,全是家长群,人数逼近5000人。咨询时,焦头烂额的家长们往往还没开口,就几近哽咽。

渡过”会定期聚集康复者、医生和咨询师,举办线上家长学堂。但张进逐渐发现,很多实际问题需要面对面解决,尤其是当亲子关系需修复、社交恐惧待克服时,青少年抗抑郁背后不是个人,而是一个个家庭。“太多家庭和孩子需要拯救,那是在黑暗中找不到出口的感觉。”一位家长说。

2018年12月30日,“渡过”第二期亲子营在苏州开营。当日苏州下大雪,雪花落身,寒冷浸体,像是在呼应这些家庭的心境。张进说,本打算招22个家庭,但报名者太多,最后扩大至36个家庭,其中有8个家庭参加过第一期杭州营。

李玥在营里既是参与者,又是志愿者。她与张进相识于2017年4月,儿子抑郁最重时。那时张进计划写新书,拟寻访中国有代表性的抑郁症病例,有读者就建议他关注青少年群体,称后者已成发病高峰。张进当时觉得还没能力碰,“这是最复杂、最难的一块。因为青少年患者正处于人生关键期,很多东西都叠加在一起了”。但事与愿违,张进采访时不断遇到青少年病例。当他还在第一站贵州时,就有几位川渝家长找来,李玥是之一,她主动驾车到贵州接张进。


孩子们在试着拉扯一张扯不断的茧丝,像是在拉扯自己的心结

“做亲子营并不要什么灵感,找来的家长实在太多了。”最后成书中,张进记录了13个病例,超过一半发病期都在青少年。张进说,近年来抑郁症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。有研究显示,中国10~24岁青少年、青年抑郁障碍患病率自2005~2015年间显着增加,接近全球1.3%的患病率,女高于男,且随年龄增加而增高。

那次见面,张进看到李玥的儿子杨玉明,立刻明白他正受煎熬。男孩脸色苍白,双目无神。他曾翻过天台,也拿过菜刀,狠狠划手腕,血流成河。家人需24小时看守,防他自我了断。在开营式上,杨玉明说:“你们所有人,都不能理解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。”

36组家庭中,年龄最小的患者仅9岁半,最大的29岁。营内处处有“雷区”,哪怕是在室内课堂,都时有争吵、哭泣,或是少年们摔门而去。一天,一行人参观苏州丝绸厂,一位女孩突然对妈妈吼叫,厂里养的蚕勾起她的不好回忆:她童年养的蚕都被妈妈扔了;另一位妈妈则在报到时眼泪汪汪地说,来时的车上,女儿将一杯水泼在她脸上。

张进说,抑郁症和压力有关。压力下大脑产生应激反应,身体高度警觉,调动生命潜能应对危机。危机缓解后,大脑会关闭反应,休养生息。一旦压力持续,应激反应长启不关,慢性压力就会让身体机能耗损,引发抑郁。抑郁症也有易感群体:敏感、自省、自我要求高、完美主义等。

“得抑郁症的孩子,往往都是好孩子。”一位父亲感慨。来到这里的孩子,多来自重点中学,原本成绩优异。营内带病帮忙的志愿者,也有哈佛等海外名校的学生。然而,这些美好的人生旅途,都被按下暂停键。


抑郁症社群“渡过”创始人张进(马龙龙 摄)

最后一根稻草

开营首日是新年跨年夜,一群人参加篝火晚会。杨玉明特意拿了吉他想献唱,但左调右调,声音状态都不令他满意,表演一度无法开始。“他还是完美主义,不能接受一丝缺陷。”心理咨询师邹峰说。

杨玉明今年22岁,该念大三,学籍却卡在高三。他能吉他弹唱,还能和留学海外的志愿者用日语对话。在重庆那所着名中学,他被录取到清北班。更早时,他初中就拿了当地数学竞赛奖牌。邹峰说:“他是个天才。”

母亲李玥至今记得儿子高中教室的标语:“从优秀中来,到优秀中去。”那几乎是重庆最好的班,学习是第一要务,期末考试有末位淘汰。老师说:“要管好时间,走路要快,上厕所要快,做任何事都要快。”压力下,60位同学有些连晚饭都省了,就在教室吃面包。“都学习,只有学习,争分夺秒地学习。”入学后杨玉明对李玥说,班上竞争大,有点吃不消。

首次月考,年级1200多人,杨玉明排100多名,半学期后进步到50多名。按照学校历年标准,这已摸到清华、北大录取线了。而当他发力备战期末时,肚子开始胀痛。李玥无法陪读,只能带他在市区看病。几番折腾,他落到年级300多名,从清北班降至普通班,头也胀痛起来。

“当时已有症状,如果诊治对了,或许能躲过这灾难。”李玥仍在后悔,未意识到抑郁前兆。“我做生意不差钱,就差信息。”李玥说,高压下其他孩子之所以没抑郁,是因“人家孩子没有前面的铺垫”。

铺垫,是指杨玉明的初中往事。初一,杨玉明喜欢班上一位女生,被传出后全班起哄。他好胜自尊,觉得丢面子,女生亦刻意疏远,与另一名男生走得近,这让杨玉明紧张。他当时恰逢青春期脸上爆痘,体检时又被诊出青光眼,医生叮嘱不要过度用眼,尽量不去黑的地方。“这些都加剧了他的焦虑。”李玥说,儿子中考成绩不错,但似乎命中注定,三人一起考进高中,同在一班。“孩子特别怕他们,有意保持距离,内心很煎熬。”李玥说,孩子一直想要考高分证明给他们看。

高中后,女孩谈了恋爱,对象家境优越、外形上佳,听说杨玉明暗恋女生后在QQ警告,两人约架。男生来势汹汹,带着十几个同伴,当场羞辱了瘦弱的杨玉明。这事一直埋在他心底,直到去年做心理咨询才说出,“特别怕帅的男生和漂亮的女生”。

杨玉明高二下学期病发崩溃,休学至今。他不会告诉任何外人这些往事。营内上课很少见到他人影,不多的露面里,他裹着围巾和手套,戴着黑口罩、套头帽,像是要将自己保护起来,在室内角落打坐或睡觉。五天里,这样将自己隔绝起来的孩子不是少数。

“高二一次考试崩了,就再也没去学校了。”徐嵩高高壮壮,戴着眼镜,休学两年。他来自川南,初中被送至成都某知名中学寄宿。徐母说,儿子生来敏感,中考差了6分,虽在该校学习,但学籍挂靠他处,怕同学看不起。发病前他常问徐母:“今天有同学看我窃窃私语,他们是在讨论我的学籍吗?”父亲则严厉强硬,常训斥“考不上清华、北大,就是社会渣滓”。

这些都让徐嵩压力倍增,焦虑失眠常袭。在那所重视英语的中学,徐嵩喜欢将口语时间拿来做题,“高考又不考”口语。老师颇有意见,期中考试他发挥失常。老师在家长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点名批评。回家后,他和徐母大吵一架,随即崩溃,“兵败如山倒的感觉”。

这种崩溃,在张进眼里是“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”。张进认为,青少年处于人生关键阶段,却承受着最大压力。压力通过排名竞争、长辈压力、升学氛围等表现出来,而“孩子的情感世界,成了一片荒漠”。

生病的家

亲子营特设孩子专属的吐槽大会,所有家长不能参与。抑郁症非一日之寒,孩子们之所以被压垮,与长年累月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。第一期杭州营,一个孩子分享说,有次考试他没考好,回家后父母看了卷子,就让他滚,“永远不要回来”。另一个孩子听到这儿,说:“你这算好的,我爸妈不仅让我滚,还扔给我一个枕头。”

在苏州,孩子专场相对冷场,他们或低头缄默,或戴着耳机玩手机,待一会儿就提前离场。而与孩子们的沉默相比,家长专场则成了一场忏悔。年过不惑的父母们,一开口便泪如雨下。一位身材高大的父亲说,在女儿成长阶段,他做了很多错事。初中,因看不惯她留长发,他抓着女儿的头,强行剪断其发,“她那么喜欢长发啊”;一次在外旅游,女儿常看手机,他抬手就打了一巴掌,女儿耳穿孔,当夜送了急诊。“这是禽兽干的事,我道歉过多次。”父亲哭着说,希望再次公开道歉。

一位从医20年的妈妈,辛苦做到主任。但移居海外后,她选择放弃事业照顾女儿,女儿却在异国过得颓废。妈妈伤心了,问她:“我为你放弃了一辈子的事业,为什么你却这样?”女儿说:“妈妈,我宁愿你像以前一样努力。那样你不用管我,我也会很努力。你放弃了你自己,我也会放弃我自己。”

每个家庭都是一本书。按照一位博士后妈妈的观察,营内部分家庭呈现出一些共性:父母双方中,一方过于强势,另一方相对弱势甚至缺位。这体现在孩子教育上,也存于夫妻关系中,导致后者只剩索取、指责和抱怨,“生病的孩子,首先是有个生病的家”。

“我特别特别怕我爸。”徐嵩常被父亲打骂。童年有一次,他坐在车后座,忘了为什么,被骑车的父亲拖到前面一顿暴打。记事起,他目睹过多次父母吵架,“有次还动了刀”。徐母说,他们争吵的原因之一是教育。徐父曾是数学老师,有虚荣心,亲自上阵辅导,“恨不得24小时都学习”。

每错一题,徐父就骂徐嵩:“简直是全世界最瘟的傻子!”每门科目,徐父都找来两位老师辅导。徐母担心,这样下去儿子会疯,夫妻争吵持续到中学。中考前,儿子来电求救:“如果爸爸再辅导我数学,我就一道题都做不出来了。”徐母以离婚相挟,徐父才暂时松手,此后不慎因罪入狱。狱中徐父来信,再提“考不上清华、北大,就是社会渣滓”。

李玥在外管茶楼,回家还要做家务、带孩子,脾气变得急躁,时常埋怨指责。除教书外,老公无任何爱好,在家当“甩手掌柜”,但对孩子很严厉。

小学时,有一次杨玉明在家玩游戏被父撞见,杨父脱下他裤子,用拖把棍狠狠暴打。杨玉明嚎叫不止,屁股红肿渗血,当夜哭着趴在地上写检讨,由母亲陪至凌晨。他怕父亲,却不敢得罪。初中他进入父亲教书的中学,家人问他,是否要读父亲教的班?犹豫后,杨玉明还是点了头。

在李玥心中,儿子懂事听话,吃穿无求,但“有点被过度保护”,内心偏执。初一时,儿子有一天回家说:“作文满分50分,老师只给我35分,简直有眼不识泰山。”李玥看了,觉得老师打分中肯,“他的作文没那么好,但他自我感觉好”。

开营首日,原生家庭的影响就被提出来讨论。抑郁症跟后天环境与教育息息相关,也受先天遗传基因影响。邹峰借一个案例提出:代际传递的不仅是基因,也有亲子恩怨,很多父母将自我成长中的阴影,带给了下一代。“原生家庭”这个词,像一道魔咒,将他们置于三代人的夹缝中。

一场家长心理剧排演中,一位母亲情绪激动,不停地流泪。排剧咨询师征求意见后,安排她为主角,另选两人分饰她的父母,以她为中心,让她指出自己父母的远近距离和位置,追忆当年父母常说的话:“你自己管你自己吧”“你搞好学习就行了”。

之后,咨询师安排他人演出,让她观看,问她感想。这位母亲看着父母与她的距离和掎角之势,哭着说:“我觉得我小时候特别孤单。”咨询师说,家长对待孩子的方式,多源承自父辈。“很多家长自己也没得到过爱,不懂如何去爱。”

原生家庭是李玥的痛,伤痕犹在。童年时她父亲外遇,为离婚常有家暴。父走后不闻不问,母亲带着她和弟弟被生活磨砺,一个人要拉电线、接灯、贴纸等,也这样要求10岁的李玥。“你爸爸都不要你,你还吃什么吃、穿什么穿?”母亲重男轻女,对李玥极为严苛,常把她骂哭。两人在一屋,能有两个月不说话。“我为啥没抑郁,可能是受太多苦冲淡了。”小学时,李玥就想过自杀。

李玥记恨父母自私,带着怨气,经介绍与现老公结婚,老公有过漂亮女友,但认定李玥更适合做老婆。李玥自卑,从小形成讨好型人格,“那时觉得,不离婚就是最低要求”。去亲戚家玩,她都要主动帮做家务,“怕人家不喜欢我”。

“我觉得老公从没爱过我。”婚后不和,李玥想过离婚,又因受过离婚伤而忍,希望给孩子完整的家,想把自己缺失的爱给孩子。“家里一直没有欢声笑语,更别说爱的流动。”李玥说,孩子在缺爱的家庭长大,她由此深深自责。

杨玉明虽很少怪父母,劝过他们不要自责,但自他记事起,他就爱生气,生自己的气。“我妈从小受气,竟然让我生下来就有这毛病。”记忆中,一岁时他走路摔了一跤,他就气自己为何摔跤,气到晕过去,家人掐他才唤醒。父亲打他,他的眼泪也化为气,父亲就吼:“不准气!”

“何等的怨气,才会凝结成现在的境况。三世因果,我总算明白了。”杨玉明知道母亲怨深,仍记恨外公外婆。他说,自己早不是天才了,“那是17岁前的我”。

躁郁双相

亲子营次日,一个孩子专场活动上,杨玉明和另一个男孩姚子阳发生了冲突。

大约20个孩子有些冷场,组织老师想打开局面,就让讨论校园霸凌。姚子阳首个开口,说起自己在精神科住院的经历。因无意称一个同病房患者为“大叔”,他被对方逼到墙角掐脖。姚子阳问,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。

“你是来搞笑的吗?我们在讨论霸凌,你讲病房经历干什么?”杨玉明一开口,就火药味十足。姚子阳脸红了,回了句嘴,挥手起身冲出教室。志愿者在外找了半天,才将他找回。“我特别受不了别人不给我面子,一怼我就容易失控。”姚子阳今年22岁,在上海念大三,休学一年。

据诊断,姚子阳患双相情感障碍。这并非单纯的单向抑郁,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抑郁症类型,也称躁郁症或双极症。有专家曾指出,华人男性30岁以前、女性35岁以前首次发作的抑郁症一般都是双相。这与青少年大脑皮层发育相关。

营内孩子中,超过一半患双相。张进说,杭州营比例更高,“几乎全是双相”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专家此前曾对本刊指出,近年来中国双相发病有一个明显特点:以前高发人群年龄在25~40岁,现在至少提前10岁,且整体发病率在迅速上升。

与单向抑郁长期的动力缺失相比,双相有躁期与郁期之分,情绪像是周期性的波动曲线。躁期,患者易出现情绪失调难止、精力高亢、思维奔逸、冲动性的人际交往及购物,甚至与现实脱节的妄想乃至幻觉等,这都被认作是躁狂的表征。抑郁症复杂特质性强,双相尤甚。

姚子阳自认属双相中偏抑郁、轻躁狂者。他记得的躁狂时刻,有持续多日只睡1~2小时,通宵看游戏视频。药物有副作用,他的内分泌失调,身有红斑。有次过马路,他隔衣搔痒,被路人指指点点。姚子阳凑过去,不停地质问对方:“你们在说我什么?为什么要说我?”

这与他的成长相关。姚子阳的父母均是军人,10年搬家11次,一家人聚少离多。母亲强势严格,他随母姓,也由母亲带大。他们生活在机关大院,互有攀比风。转业后,姚母曾任市长秘书,工作忙累,常常受气。她由此对儿抱以厚望,打骂常有,不准早恋,不准玩游戏,叠被要整齐。“那时我焦虑得很,也爱面子。”姚母说。

姚子阳懂事,退房时会挨个把毛巾叠好,方便保洁阿姨。但他说,成年后他有很多情愫不知如何表达,内心常感到一股动物性冲劲,烦闷难耐。大学他曾谈过女友,对方分手前问他:“你是性冷淡吗?”

徐嵩也被诊断为双相。为达到父亲考上清华、北大的要求,高一入学起,他就没了周末:从周六早到周日晚全是补习班,几近无休,这都是他主动报的。“那时一点不觉得累。”高强度补课下,徐嵩在班级进步超15名,年级约300名。

但人的能量是守恒的,双相之所以同属抑郁症,是因一段时间持续兴奋后,会接着陷入无底的抑郁深渊中,程度或比单向抑郁更重,能量在起伏中消耗。高二起,徐嵩力不从心,直线下坠,最后倒在了考试上。

休学后,他情绪极不稳,能一口气从成都三环外走到市中心,爱去超市玩具柜台前徘徊,那几乎是他童年唯一美好的记忆。长大后他迷上手机,对各类手机参数烂熟于胸。但一吵架,他就忍不住摔手机,一连摔了五六个,有次还把哑铃摔到墙上,把墙面砸了个大坑。他最近一个摔烂的手机是售价不菲的iPhone X,那是他吵架后对徐母提的要求:“我很难受,你必须给我买东西!”

徐母说,母子俩经常吵架,是因她不愿儿子在家封闭,“要么去打工,要么学点技能”。徐嵩敏感自卑,怕见外人,打算倒卖手机赚钱。他从网上购入低价手机,自认是正品新机,到货却是组装机,被骗几次后依然执着。徐母没钱了,徐嵩想到一个办法:花500元去买5000元假钞,再买手机。徐母吓坏了,坚决不给。愤怒的徐嵩当即拿刀威胁,吓得徐母在外躲了两天。

发病后,李玥带着儿子四处求医。2017年在北京诊断为双相,但治疗药物产生巨大的副作用,杨玉明频繁想自杀。最重时,他丧失所有感官知觉,觉得世上所有东西都一样。“看人就像看鬼。”他对李玥说,“妈妈,你不像妈妈。”

“狗屁双相,我从未躁狂过。”杨玉明觉得自己不是双相。迄今为止,还没人能说清他所患何病。与单向抑郁相比,双相确诊更为复杂。据2007年的一项统计,在欧美,双相患者从首次发病到确诊,平均需5~10年。

“近年来有双相扩大化的趋势。”张进说,几年前很少听说双相,但这两年他遇到的患者,动辄被诊为双相,青少年尤甚。双相又分Ⅰ型与Ⅱ型等,更重者则有各种复杂共病交织,诊断用药都因人而异。为此,一位医生在营内给出的最多建议是,“好好吃饭、好好睡觉”。

陪伴着

亲子营能对抑郁症起到什么作用?

一位有药学背景的老师在杭州上完课后,提出要全程参加苏州营,只因不满杭州营传递的“父母皆祸害”的氛围。在他看来,抑郁症成因复杂,有其特定生理因素,将责任全推给父母不妥。他女儿曾是患者,经他陪伴治疗后康复。“所有的疗愈,都离不开爱。”另一位老师说。

张进也引入了多位康复者分享,强调自救。他说,过去不懂心理学,更强调药物治疗,最近才对抑郁症的认知形成逻辑闭环:生物、心理和社会。抑郁症的患病和康复都与这三方面相关。而青少年在社会层面获得的支持极少,包括家庭。“很多孩子发病,但家长不知道那就是抑郁症。”

姚子阳的妈妈在卫生系统工作,在儿子确诊双相时,她的第一反应是“什么是双相?”。了解后,她无法接受,夫妻二人痛哭一晚。杨玉明休学前,曾服药好转过,但李玥为了高考擅自给儿子停了药——这是大忌,即使是营内康复的讲师,也多仍在服药。此后儿子病情加重,近两年做了24次电休克。

由此,张进想要做“陪伴者计划”,用社群里的康复者和咨询师等力量,做有偿的一对一长期陪伴式咨询,以应对抑郁症诊治无标准流程,需更长时间、更多试错和调整的需求。这些都是现有体系的短板,当前中国精神疾病医生缺口超40万,而发病数和发病率都在上涨。亲子营是该计划的线下实践。

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。开营式上,杨玉明送了张进一句诗:“自以为渡,何以渡人。”被“误诊”双相后生不如死,他再也不信任何权威,近一年花费约10万元走访各地,学各类自救法。上课时,他有时会跑到一间小屋,练功站桩打坐。他感觉有好转,希望李玥给他半年,不要干预,如仍无好转,他再遵医嘱。

但李玥还是担心,找多人与儿子谈。“你再突破下自己嘛。”李玥对儿子说。儿子说,电击“相当于受刑”,他丢了半条命。当年为复学高考,他曾遵母嘱,用成功学自我激励,直至全面溃败。他说,关系好时,他能忆起母爱,但他受不了母亲多次干预。跨年当天,他看到手机推送了少年弑母的新闻,不寒而栗。杨玉明说,他不想让这悲剧发生在他家,想终结三代恩怨轮回,“而且是活着”。

徐嵩看不出躁狂,他认真地听每堂课,还会发言。近来,他开始走出家门,答应来苏杭参营。这得益于徐母无时无刻的鼓励,每天散步多几分钟,徐母都会说:“你看,今天又进步了。”他不想看书,徐母就把各类书散在房间各处,诱导翻阅。摔坏最后一台手机后,他内疚地说:“妈妈,我还是不用手机了。”

他也意识到,“人的价值不是一次考试就能决定的”,徐母常这样说。徐父来信也不再提清华、北大,只建议学点技能,但他仍想复学回校。轮到他做咨询,他说自己没问题,想让邹峰开导妈妈,让她别焦虑。徐母则说自己是装的,只为让儿子多点行动力。邹峰问,如今亲子关系是否良性循环,母子俩均点了头。

姚子阳和母亲则变得亲密,“怪父母太不应该了”。一年前,姚母放弃了处级干部的身份和前景,提前内退,来沪陪伴。母子俩租房看病,相依为命,“我只有他,他只有我了”。每周他们会看两场电影。生日那天,儿子掏钱请她,给她买爆米花,这是军人出身的她第一次吃爆米花。

治病期间,姚母皈依了佛门,每周去寺庙做义工。她变得柔软,学会退让,成了儿子阴晴不定的情绪出口。为了不让他再受伤,姚母暂未对外公布病情。姚母说,待儿康复,她将不再忌讳。“我要把这层面子脱下,让所有人看看,儿子曾经抑郁,我为什么离开工作岗位,这样我就更放下了。”

“我还是放不下,真的放不下。”李玥每天也会学国学,写修行日记,但旧时记忆太沉重,她说如今让她给70岁的母亲洗脚,她仍做不到。她是焦虑的,常见她与母亲们各诉衷肠。为给儿看病,她关了茶楼,经济变得拮据。

但她并非收获全无,疾病面前,零星的幸福也能让她感到疗愈。这些年,老公开始担起责任,陪儿子去外地治疗,在家主动做家务。刚入2019年的苏州异常湿冷,李玥忙碌间,老公主动送来围巾,她感动得拉着很多人说:“我老公居然给我送围巾了,以前他从没送过。”

一天,邹峰给他们做咨询,见李玥与老公背对而坐,说:“你们应该学会牵起彼此的手。”次日,摄影师来拍照,老公结婚20多年来第一次主动牵起她的手。两人随后牵手穿行在树林里,仿佛在一起穿越一道迷宫。

(患者和家属均为化名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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